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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最穷的1960年冬我的小弟出生了，第二年随着弟弟长大；母亲的奶供不上吃，弟弟饿得皮包骨头……活像个小猴子。随着秋季到来，田野里的壮稼逐漸成熟起来，我在每天下午夕阳落山时便拿上书包涉水过滹沱去对岸郝庄村紅薯地里偷挖大块的紅薯，等天暗下来无人看见时就涉水返回家中，母亲煮熟后喂食小弟……。随着小弟吃饱肚子，身上逐漸的胖了好多像个人样儿了。
1976年夏天，我十三岁，小学毕业，读初中不是考，而是推荐。全班学生三十三人，我三十三票当选升入初中，但当时是由村革委会组织，学生推荐仅为一方面，家长也得参加推荐，当时我家占成份，我祖父曾在解放前加入过高峰道(道教组织)，解放后我祖父被打入反革命，全家都披上了反革命家庭的外衣，这自然影响了我升学，家长推荐当然就没有通过。公办初中就读不成了。
后来我父亲了解到我可以读民办初中。条件是本人申请，村支部和乡党委通过。于是我写了申请，早上六点去村支部书记处盖章。终于在八点时等到书记起床后把章盖了径直去到乡政府，找到党委书记，把申请交了，我就站在乡政府门口等批示。党委书记打了个转身，没与任何人说句话，因我在门口能看见他的行踪，他直接把申请退给我了，并说了一句:"经党委政府研究决定，你这个不得行，没批准。"我一个人只好灰溜溜地往家走。
从家到乡政府有十多公里路程，回家途经悦中五村，路过一块红苕地，苕苗已有尺来长，苕厢上有已有裂缝(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不是长苕了开的裂缝，是天旱开的裂缝)，以为已结红苕了，我一下子口干舌燥，肌肠碌碌。可知我早上并未吃早饭，在悦中街上一口水也未喝，那时出门，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到此时已是中午十一二点了。正跳下地用树枝掏了两下，还没看见苕根，此时已从山上下来一人大吼:"哪里来的坏人在偷红苕？"我听见吼声魂都吓掉了，站起身就跑。他见我想逃，就喊他生产队里的人，"这里有个偷红苕的，你们全都出来把他抓住！"我听这里在喊，那边在问，哪里还敢跑？我只好木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待他们处置。
之后来了两个大人，见我是个小孩，也没掏出苕来，他们没有打我，教育了我一顿，叫我背诵毛主席语录，询问我的住址和姓名，还有家长的名字。此时我惊魂未定，羞愦难当，盛觉耻辱，恨不能钻入地缝。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批评教育，我也逐渐缓过神来，他们询问我的情况，我一一回答，但没一句是真实的。因我知道再不能为我的父母丢脸，我祖父的情况已把我父母压得抬不起头。
我本是悦中乡六村四社的末成年人，本人姓邓。回答他们的是:我是金堂乡三村六社人，姓张。只是我的回答他们不知道，也未去调查取证。只是对张氏人家我感到惭愧，平白无故地玷污了他们的清白。
最穷的时候，记得是一九八八年八月放暑假了，八月份的工资还欠账，仅剩九块钱了。一家四口人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么办呢？还有一癌症病人需要营养啊！借，没人给你穷人借呀！我绞尽脑汁想出一办法，叫我十多岁的儿子去大堰垱小店里买来五斤葵花籽，炒瓜子卖。一切准备就绪。那天刚好电影院搞选举，来的人可不少哇！我用了一个高凳子，放上一脸盆炒好的瓜子，一个玻璃杯，一些装瓜子的折纸，低着头，等人来买瓜子。一会儿，真有人来了，一杯，两杯……始终低头给人装瓜子，不敢看呐！几个小时过去了，会议结束了，人也走光了，这才抬头看看确实没人，我赶快收好东西回到家里，数数兜里的钱，恰好五块钱，再看看没卖完的瓜子，晚上继续买。这样，一个月的生活就算维持下来了。
唉！这样边工作边买瓜子，直到老公九二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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